“主编，今天又收到好几百封信，全是骂那几位导演的。”
“老天爷，居然还有一封是从内蒙寄过来的！”
某一报社，几名编辑指着堆满好几张桌子的信件震惊道，要是唾沫能淹死人，那几名导演可能都被人民群众一口一个唾沫淹死了。
“主编，怎么办？这些信要刊登在报纸吗？”
“登，怎么不登？！”那名主编笑呵呵地看着那些信，这可都是销量啊，他已经能预见这些信一登在报纸上，他们报社的报纸一定会被一抢而空，“既然导演有权利登报纸点评，那我们的广大群众也可以的嘛。你们选几篇有代表性的，明天一早就刊登在我们报社的头版头条。”
“那，那几名导演那边怎么说？”其中一个编辑有些担心道，毕竟有几名导演也是圈里有名的导演，他们的面子不能不给。
主编辑完全不担心，摆手道：“我们是报社，又不是国营制片厂，就算有关联，关联也不大，那几名导演施压又施压不到我们身上。再说，就算我们不报道，肯定会有其他报社抢着报道，到时候我们只能眼红地看着别人吃肉喝汤，所以我们也刊登！”
那几名编辑听了顿时没有异议，点头应下，开始从那几堆信封里挑选信件。
好家伙，拆开一看，果然人民群众骂人更加地道，他们就算不是那几位导演，看了也羞愧得面红耳赤，不知道到时候那几位导演看到这些信时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现象发生在全国不少报社，有些报社碍于那几位导演面子选择不刊登，但更多的报社纷纷抢着在他们报纸头版头条刊登群众的来信，他们已经可以预见这一盛况有多热闹了。
接下来简直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一群轰轰烈烈闹到全国的骂战开始了。
《工人日报》以一封某市红星纺织厂女工全体写给张广仁导演的来信打响进攻的号角。
来信标题那叫一个硬气：《给张广仁导演的一剂泻药》。
信里写道：“张大导演，看了您的文章，俺们工友都觉得您是不是这几年好肉吃多了，便秘憋得慌，非得在报纸上排泄？您说苗小草是泼妇，那俺们想问问，您那《春泥》里的女主角，被婆婆逼着喝符水，被男人打得流产还跪在地上求原谅，那叫啥？那叫贱！俺们工人阶级那是顶天立地，谁敢欺负俺们，俺们就抡锤子！苗小草那就是俺们的亲妹子，她那是为了活着！您要是觉得那种受气包才是美德，那您咋不天天受着这种气活着就行了？！别出来恶心俺们！俺们看电视是为了乐呵，是为了提气，不是为了看您在那儿无病呻吟！建议您去医院看看脑子，是不是裹脚布缠多了，脑供血不足！”
这封信一登出来，简直是平地惊雷，炸开了锅！
紧接着，《新风日报》也不甘示弱，登了一封来自“朝阳区胡同老街坊联合会”的信，指名道姓骂韦春升，标题是：《韦春升，您那苦瓜脸别在那儿冒充艺术》。
信件内容：“韦导演，您那戏俺们看了，除了费电，没别的用处！您说生活只有苦难？那是您没活明白！俺们日子虽然紧巴，但心里亮堂。苗小草怎么了？那叫有成算！斗邻居怎么了？那邻居偷鸡摸狗的，不斗留着过年啊？您这三观才叫歪！整天拍那种让人憋屈的戏，那是给社会添堵！听说您离过三次婚？是不是您家里也不兴那种‘忍辱负重’啊？自己日子过得一地鸡毛，还来教训俺们？歇歇吧您嘞！有那功夫，不如去厂里拧两天螺丝，受受真正的苦，就知道那时候能有个苗小草那样的精气神有多难得了！”
这封信更损，直接揭了韦春升离婚三次的老底，这在那个年代，虽然不是什么大罪，但也绝对是让人没脸的谈资。
《改革时报》不甘示弱也刊登了一篇几个大学女学生联名的信，标题是：《魏东山，您那《苦杏花》还是留着自己擦泪吧》。
信件内容：“魏导，听说您那戏收视率惨淡？您是不是觉得观众不懂欣赏？错了！那是群众眼睛雪亮！您那戏除了哭就是跪，哪有一点新时代的气象？您说苗小草教坏人？我看是您那苦情戏在教人犯贱！现在日子刚好过两天，您非得把人往苦水里按，您安的什么心？是不是看人家沈导演年轻有为，您这老脸挂不住了？嫉妒就直说，别拿‘精神污染’这种大词儿吓唬人。您那心眼小得跟针鼻儿似的，被裹脚布缠的脑袋，还谈什么艺术？！趁早歇了吧，省得出来丢人现眼！”
一封又一封犀利的民众骂信被刊登在各个报纸，一瞬间全国都兴起了讨伐“张广仁几个导演”的骂战。
人们遇见第一句话是：“你写信去报社骂了那几个导演了吗？没去？赶紧去，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