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掀起情感巨浪的，是一封署名“陈家三兄妹”的长信。
这封信在征文刊登后的第三天寄到了《东方日报》编辑部，信纸是那种老式账本纸，字迹有好几种，显然是好几个人轮流写的，信里讲了一个叫陈伯的故事。
五十年代，二十多岁的潮州后生陈水生，因家境所迫，在夜里游过了那片海，临行前，他对刚过门几个月的妻子阿彩说：“等我站稳脚跟，一定接你过去。”
这一等，就是三十多年。
开始，他还能托人捎信带钱，后来运动来了，联系便彻底断了。
他在九龙城寨的裁缝铺里做工，睡在阁楼，吃最便宜的盒饭，把所有积蓄都换成金戒指——他想，等见了阿彩，要补她一个像样的婚礼。
有人劝他：“水哥，这么多年了，阿彩肯定改嫁了，你也该成个家了。”
他只是摇头，继续踩着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像在数着日子。
七十年代，他终于辗转打听到阿彩的消息，她还在老家没有改嫁，守着婆婆，靠绣花过活，可那时，回乡的路依然隔着铁网与海水。
“既然暂时回不去，那就在这里过出点人样，等阿彩你过来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他在信里写道。
他开始收养流浪街头的孩子，一个父母双亡的客家妹，一个被遗弃在庙街的跛脚仔，还有一个偷渡过来父母双亡只留下她一个的女童。
他供他们读书，教他们裁缝手艺，家里永远留着阿彩的碗筷，每年阿彩生日，他都会去黄大仙庙求一支签，然后把签文寄回老家。
“快了，就快能见面了。”每封信的末尾，他都这样写。
1980年秋，陈伯查出肝癌晚期，孩子们要通知阿彩，他拦住：“别让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等通关，你们替我去接她。”
1981年初，陈伯在弥留之际听到了“深港两地探亲政策即将放宽”的消息，他睁着浑浊的眼睛望着北边的方向，手指轻轻动了动，像是在抚摸谁的脸，天快亮时，他走了，死在通关前夜。
三个月后，政策落地，陈家三兄妹拿着养父的相片和那个守了三十多年的金戒指，第一次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在潮汕那个依然贫瘠的村庄里，他们见到了已经头发花白的阿彩，老人家的目光越过他们，望向空荡荡的身后，眼里那簇盼了三十多年的火一点一点熄灭了。
“他在那边还好吧？你们是他的孩子？”阿彩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碎什么，又很重，像是把她一辈子想要说的话都凝在了这一句话里。
围观的亲戚们低声议论：“我就说，男人哪有等一辈子的……”
“可怜了阿彩，从一个花季少女帮那个陈水生养父母，现在老了孤苦无依，身前也没个孩子……”
“呸，不过是一个负心汉！”
这时，那个最小的养女突然跪了下来，捧出那盒金戒指，用那熟练的潮州话哭喊，那潮州话是陈水生教他们的，他说那是他的根：“阿妈！阿爸没有娶！我们是他的细路仔，但不是他亲生的！他每天都说你，说你的头发乌黑油亮，说你的刺绣是最好的，说你最喜欢吃桂花糕……他等到死都在等啊！”
她掏出陈伯临终前攥着的照片——那张早已泛黄的、阿彩十八岁时的黑白照，背面是用钢笔反复描摹以至于晕开的一行字：“阿彩，对不起，我终是没有等到你……”
报社里，念信的编辑声音哽咽了，其他围观看信的报社人员也泣不成声，他们这些手拿笔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认识到，文字读起来，原来还有那么让人痛心的时候。
那期《东方日报》整个版面只登了这一封信，标题是编辑用毛笔写下的：《通关前夜：三十年的金戒指，与一句来不及的对不起》。
标题下方，是沈知薇特意请美工仿照旧式信纸样式做的排版，泛黄的底纹上，是陈伯那工整又略显笨拙的字体：
“吾妻：见字如面。今日行过钵兰街，见有卖你最爱食的桂花糕，买了两包，一包给细佬，一包留起等你来……又及，近日天凉，记得添衣。”
另一页，是阿彩那封唯一的回信，笔迹陌生，没有认过字的阿彩让人代写的：“我不等你了，你在那边也要好好的……”
隔着一条河，他等她，她让他不要等。
这封信像一颗滚烫的泪，滴进了港岛人们的眼睛里。
出版当天，《东方日报》加印三次依然脱销，街头报摊前，人们排着队红着眼眶默默买报。
电车上的阿伯举着报纸，看了半晌，长长叹出一口白气；写字楼里的白领小姐，躲在洗手间里补妆，却怎么也补不好哭花的眼线。
广播电台的电话被打爆，主持人应听众要求，含着泪将信件全文播诵了三遍，在播放到“他等到死都在等啊”那句时，音乐骤停，只余一片压抑的啜泣声通过电波传遍港岛。
这股由真实故事点燃的情感浪潮，自然而然地涌向了《深港情缘》，人们开始将剧中周启明与苏晓芸的悲欢离合，与报纸上“铁盒家书”的故事对照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