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顺用袖子狠狠地擦了一把脸，声音嘶哑：“人家在给咱们传情报救命，咱们在门口骂人家是汉奸，人家死了四十多年了，咱们还在骂。”
梅德昌重重地叹了口气，胸腔里像堵了一团棉花，闷得他喘不上气来：“错怪人家了，错怪了四十多年。”
茶馆伙计小刘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两个老头儿红着眼眶的样子，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他年纪轻，不知道赛牡丹是谁，更不知道四十多年前永春班门口发生过什么。
林长顺忽然站了起来，他把报纸叠好揣进了怀里，开口道：“走，去永春班。”
梅德昌愣了一下：“永春班早拆了，就剩个门楼子了。”
“门楼子也行，”林长顺的声音很沉，“我得去给人家鞠个躬，当年我在那儿骂过人家，今天我得在那儿给人家赔个不是。”
梅德昌听了放下茶碗，站了起来，佝偻着腰往外走，路过柜台的时候掏出钱结了茶钱，小刘在后面喊了一声“两位爷慢走”，没有人应他。
前门外大街往东拐进一条胡同，走到底再往北折，有一座破旧的门楼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青砖灰瓦，门楣上的匾额早就摘了，只剩两个生锈的铁钩子挂在上面，门板也没了，露出里面一片荒芜的空地，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长了半人高。
这里就是永春班的旧址，四十多年前，这里是京城最热闹的戏园子，台上赛牡丹一开嗓，台下满堂喝彩，达官贵人争相捧场，门口的马车排出去半条街。
后来日本人来了，赛牡丹成了“汉奸”，门口的马车换成了泼粪的桶和吐唾沫的人群，再后来戏园子关了，赛牡丹死了，永春班散了，只剩下这座门楼子在胡同深处慢慢腐朽。
林长顺梅德昌两人到的时候，门楼子前面已经站了几个人了。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捧着一束从路边摘的野花，站在门楼子下面，仰着头看着空荡荡的门楣，嘴唇翕动着，不知道在说什么。
旁边还有两个中年人，手里各拿着一份报纸，表情凝重地站在那里。
林长顺走到门楼子前面，站定了，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腰弯下去的时候他的膝盖在发抖，直起身来的时候眼眶已经湿透了。
“杜华容同志，”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当年是我们错怪你了，对不住。”
梅德昌也跟着鞠了躬，两个老头儿站在破败的门楼子前面，佝偻着腰，红着眼眶。
那个捧着野花的老太太听到林长顺的话，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眼睛也是红的，她把野花轻轻地放在了门楼子的台阶上，嘴里喃喃道：“我年轻的时候也骂过你，和大家说你是汉奸，今天看了报纸才知道，是我们冤枉你了，姑娘，你受委屈了。”
说到这里老太太的声音变得哽咽，她突然想到四十几年前她和赛牡丹一样的年纪，可现在，赛牡丹死在了那个年纪，变成了姑娘，那时她多么年轻啊，死在了被大家唾骂的时候。
接下来的几天里，永春班旧址门前的台阶上堆满了鲜花。
有人专门从花店买了菊花和百合扎成花束放在那里，有人用报纸包了几枝月季搁在门槛上，有人甚至从家里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摆在台阶正中间，旁边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杜华容同志，吃碗饺子，天冷。”
来的人里年轻人有，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胡同，站在门楼子前面，有的鞠躬，有的磕头，有的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台阶上越堆越高的鲜花，嘴里反复念叨着同样的话。
“杜华容同志，错怪你了。”
“对不起啊，让你承受了这么多年的骂名。”
“你是大英雄，我们都错了。”
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被孙子搀着走到门楼子前面，老爷子的腿脚已经很不利索了，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到了门前他推开孙子的手，自己撑着拐杖站直了身体，对着空荡荡的门楣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转身对孙子说：“记住，这里面曾经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扛了四十多年的骂名，咱们欠她的。”
孙子搀着老爷子往回走，老爷子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了一眼门楼子，浑浊的老眼里映着台阶上五颜六色的花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