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砂场的水泥地上有处淡红色的血迹，已经半干涸。“面积约20×15厘米，形状像个拖拽的手掌印，”杨林用棉签提取样本，“DNA检测如果和浅坑边的血迹一致，这里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血迹旁有枚模糊的指纹，留在块光滑的石块上，纹线虽然不完整，但能辨认出斗型纹特征。
“你觉得嫌疑人是独自作案还是有同伙？”杨森靠在采砂场的石壁上歇脚，勘查灯的光束在远处的水面晃动。杨林摇头：“目前没发现第二个人的足迹，拖拽痕迹也显示是单人操作，但搬运尸体到水边需要力气，嫌疑人应该体格健壮。”他看着下游的尸体打捞现场，“从现场线索看，嫌疑人对地形很熟悉，知道废弃码头和采砂场这些监控盲区。”
杨森突然指着水面上的漂浮物，一个黑色塑料袋在漩涡里打转。“把它捞上来看看，”他招呼技术人员，塑料袋被勾上岸后发现里面装着几件湿透的旧衣服，“黑色茄克和裤子，涤纶材质，和尸体衣物一致，但尺寸小一号，可能不是死者的。”衣服口袋里空空的，只有少量泥沙，衣角有处新鲜的撕裂口，与布袋的裂口形状吻合。
“这些衣服可能是嫌疑人的，”杨林检查着夹克的缝线，“左胸口袋有工具别痕，和尸体夹克的特征相似，可能是同一品牌的工装。但没有任何标识，无法确定身份。”他在衣领内侧发现根短发，颜色和布袋里的一致，“如果DNA匹配，就能确认是嫌疑人留下的。”
扩大到树林带时，天色已经过了中午。杨森在一棵松树的树洞里发现了半截扳手，铁锈斑斑的刃口上沾着黑色纤维。“扳手宽度2.5厘米，和水箱锁具的撬动痕迹不符，但刃口有暗红色的渍，”他用酒精测试，“呈阳性反应，可能接触过血迹。”树洞周围的泥土里有44码鞋印，步长76厘米，步宽15厘米，和之前的特征一致。
“嫌疑人可能在这里藏匿过工具，”杨林把扳手放进证物袋，“但没找到更重要的凶器，比如可能造成窒息的绳索或硬物。”他看着满满一袋的证物——纤维、烟蒂、纽扣、铁链、打火机、衣服，“虽然发现了不少线索，但都太零碎，没有能直接锁定身份的物证。”
杨森的笔记本上已经记满了勘查记录，每一条线索都标着坐标和时间。“鞋印特征一致，纤维成分相同，烟蒂品牌一样，”他翻着记录，“可以确定是同一嫌疑人所为，但没有指纹库匹配，DNA还需要时间检测。死者身份更是毫无头绪，衣服里没有任何证件，钥匙链上的汽车遥控器也无法直接关联车主。”
返回尸体发现点时，技术人员正在打捞尸体。杨林望着浑浊的河面，勘查灯的余晖在水面上泛着波光。“我们找到的这些线索能构建作案路线，但缺乏关键指向性，”他对杨森说，“嫌疑人从废弃码头开车到上游，拖拽尸体至水边抛尸，沿途藏匿工具和衣物，但为什么选择这里抛尸？和死者是什么关系？这些都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