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安达广场从深市起步， 像蘑菇一样在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冒了出来，京市、海市、广市、蓉城、武汉、沈阳等等都有安达广场的影子。
港岛的影视公司最先嗅到了这波红利，以前港岛的电影老板们压根瞧不上内地的票房，港片在内地上映基本就是意思一下，内地老百姓兜里没几个钱，电影院也稀稀拉拉的，上映一部片子收回来的票款还不够付拷贝运费的，大家的眼睛全盯着港岛本土加上东南亚的发行渠道。
可安达广场一建起来情况就彻底变了，标准化的影院、市场化的排片、舒适的观影环境，再加上广场本身自带的巨大客流量，内地票房开始以一种让所有港岛片商瞠目结舌的速度往上蹿。
去年钟永坚的寰亚出品的一部动作片，港岛本埠收了一千两百万港币，已经算年度前三了，可同一部片子在内地二十三个安达广场影院加上其他院线，折合港币居然收了两千多万，翻了一倍还多。
从那以后，港岛所有影视公司在立项的时候都会多问一句“安达广场那边怎么说？”这句话在两年前根本不存在，如今却成了每个发行会议上的固定议题。
现在，港岛所有影视公司的发行策略都做了调整，内地市场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兵家必争”，安达广场的排片量直接决定了一部电影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内地票房，谁能在安达广场拿到更多的黄金场次，谁就能在票房榜上占据高位。
“同档期还有哪家的片子？”黄老板问。
阿辉接过话头：“嘉禾的一部警匪片，周三上映，比我们早一天。”
黄老板嗤笑了一声：“嘉禾那部我看过粗剪，阵容一般，剧本老套，翻不起浪。”他靠回椅背上，信心十足，同档期能打的对手几乎没有。
阿辉翻了一页文件，又补了一句：“对了黄生，内地沈知薇导演的《北平廿四戏子》也定在同一周上映。”
黄老板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敲：“就柏林拿了金熊奖的那部？”
“对。”阿辉点头。
黄老板心里清楚，安达广场背后站着的是李兆延，安达房地产的老板，沈知薇的丈夫，影视圈的人都知道这层关系，但李兆延做生意倒是规矩，排片按市场规则来不搞特殊照顾，你的片子有号召力就多排，没人看就砍场次，公平竞争。
黄老板沉吟了几秒，内阅时他也看过这部电影，说实话，他不能昧着良心讲这片子拍得差，相反，拍得很好，要不然也不能拿奖。
可电影好归好，这部片子说到底是一部人物传记式的文艺片，叙事节奏偏慢，镜头语言偏诗意，配乐用的是京剧和交响乐的混搭，艺术性拉满了，但跟商业片的节奏完全是两码事，在黄老板看来，这种片子拿奖没问题，报纸上讨论也没问题，可要让普通老百姓掏钱买票进电影院坐两个小时，难。
“这片子太文艺了，”黄老板摆了摆手，“我承认沈知薇拍得好，可你看看内地的观众结构，工人、农民、个体户，他们下了班想去电影院图个什么？图个爽快，图个热闹，打打杀杀、谈情说爱他们愿意看，你让他们去看一部高情调的文艺片？没几个人坐得住。”
阿辉和阿成都跟着点了点头，黄老板的判断跟他们的分析一致，文艺片在商业市场上从来都是小众的，哪怕顶着金熊奖的光环，观众的购票行为和影评人的审美之间隔着一道天堑，况且一张电影票对于内地普通家庭来说也要两三块钱人民币，花这个钱看一部沉重压抑的文艺片，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把钱花在更“值”的娱乐上。
黄老板不甚在意地摆了摆手：“集中火力打我们自己的排片，《北平廿四戏子》不用管它，分不走我们多少票。”
京市，西城区一个家属楼里，早上七点半，李老头把全家人堵在了饭桌前。
李老头今年六十八岁，1938年参军，跟着部队从山东一路打到东北，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场大仗都赶上了，1965年转业回京，在机关干了二十年科长退的休。
他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在公安局当警察，二儿子在工厂当车间主任，三儿子是个中学老师，小闺女嫁给了一个大学教授。
今天周末，一家三
代难得凑齐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吃早餐，李老头咳嗽了两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过来了。
“爸，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大儿子李卫国率先开口。
二儿子李建军也紧张地凑过来：“爸您脸色不太好啊，要不要去医院？”
三儿子给老父亲倒了一杯水：“爸，你不舒服就说，等下我陪你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