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场区里还有几个等着上台的选手，前面几个选手回头打量了他几眼，目光在他黝黑的皮肤、灰扑扑的工地衣裤、肩头和头发上残留的水泥灰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他凹陷的左眼窝和从眉骨到颧骨的长疤上。
几个人不动声色地收回了目光，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姑娘扯了扯旁边同伴的袖子，把她拉着往远离余水生的方向挪了几步。
余水生注意到了，只是把头低得更低了，默默把手插进裤兜里，指尖碰到了身份证硬硬的边角，又碰到了几个圆滚滚的杏子。
他心跳擂得厉害，胃也在翻腾，午饭吃得太急了，馒头还堵在嗓子眼底下，他想站起来走了，想转身出去回工地继续搬水泥，搬水泥多简单，一袋一袋地扛就行了，不用站到台上去被人看，不用张嘴唱歌给陌生人听。
可他又想起了收音机里阿宏的话，阿宏说他也有梦想，想在更大的舞台唱歌给大家听。
余水生活了三十几年，从余家坪到兰州，走了几百里路，睡了一个礼拜的工棚通铺，搬了上千袋水泥，手掌上新磨出来的血泡叠在老茧上面。
他走了这么远，就是为了今天坐在这把折叠椅上，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掌，右手的虎口被水泥袋磨破了皮，结了层黑褐色的痂，他把手收回来攥成了拳头，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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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席上，兰州赛区的三位评委坐在各自座位上，神情都有些倦怠。
坐在左边的是甘省歌舞团的副团长郑秋兰，五十出头的女人，身板挺拔，早年间登过不少大台面，在西北民歌界资格很老。
中间坐着兰州大学艺术系的声乐讲师卫教授，五十来岁，人精瘦，下巴上留着短胡茬。
再右边是甘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的编导柳有年，三十七八岁，方脸，性子爽利，在电台干了十几年，主持过不少音乐专题节目。
一周的海选下来，三个人都累得不轻，兰州赛区报名人数两千六百多，他们每天从早上九点评到下午六点，平均一天要听三百来个人唱歌。
三百个人里头，至少两百多个是跑调的、忘词的、紧张到发抖的、上台就怯场张不开嘴的，偶尔冒出来几个嗓子还行的，仔细一听又缺了味道，差了功底。
前几天陆续选出了几个还算拿得出手的，一个是兰州石化厂的女工，嗓子亮，唱功中规中矩，胜在音准稳。
一个是西北师大的男生，学过两年声乐，唱了首意大利歌剧选段，技术有底子，台风还嫩。
还有其他一些，水平也大差不差，三个评委心里都清楚，先前选的几个人放到全国七十五强里去比，恐怕打不了几个回合。
柳有年拧开健力宝灌了一口，叹了口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看了看名单就剩这二
三十个人了，郑老师，你觉着还能出什么好苗子？”
郑秋兰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摇了摇头：“难说，好苗子要是有，前几天就该冒出来了，最后一天嘛，碰碰运气。”
卫教授拧开一瓶新的矿泉水喝了一口，放下来，接过话头：“海选嘛，本来就是大浪淘沙，两千多人里面能选出三五个进全国赛的苗子，已经不错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不过说实话，目前选出来的几个，放到全国赛的舞台上，我担心竞争力不够，前几天广播里播了无锡赛区的消息，说有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弹吉他唱摇滚，把评委都唱服了，对比之下，咱们兰州赛区的选手确实差了点意思。”
柳有年把笔往桌上一丢，伸了个懒腰：“卫教授，您这就是操心太多了，今天最后一天，把剩下的几个听完，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万一最后几个里头冒出个金嗓子呢？”他自己说完也笑了笑，没太当真。
就今天上午的选手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又下台，水平跟前几天没什么两样。
有个大姐唱秦腔唱到一半忘了词，急得在台上干转圈。有个小伙子吉他弹得磕磕绊绊，唱到副歌直接走了调。还有两个搭档组合，配合得乱七八糟，一个快一个慢，唱到最后自己都笑场了。
评委席上三个人强打着精神听，该亮灯亮灯，该淘汰淘汰，到了下午的时候，柳有年已经把一瓶健力宝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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