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带孩子的年轻爸爸把儿子从肩膀上放了下来，腾出两只手用力鼓掌，眼眶红红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他旁边的妻子侧过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伸手握住了他的胳膊。
不少人也低着头抹了一下眼角，鼻子发酸，他们突然很想家里，想那个挂在山头的故乡。
二楼回廊上趴着的一个老头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戴上，眯着眼朝台上看了半天，扭头跟老伴嘀咕：“老婆子，那个人长得五大三粗的，真是他唱的？我咋觉得跟年轻时候听过的蔡淑华差不多呢？”
老伴瞅了他一眼：“你耳朵聋了几十年了，今天倒听出来了。”
老头被噎了一下，讪讪地笑了。
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多钟才渐渐弱了下去。
评委席上，三个人半天没
说话，郑秋兰深吸了一口气，缓了缓，拿起话筒，在她开口之前，她又看了一眼台上的余水生，弓着背，低着头，右眼盯着自己脚尖上磨破的鞋子，两只手绞在一起，局促得浑身僵硬，跟刚刚唱歌时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但就是这么局促的工人，拥有撩动人心的温柔嗓音。
郑秋兰感慨地开口道：“余水生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学过声乐吗？有没有专业老师教过你唱歌？”
余水生摇了摇头，嘴唇动了两下，好半天才闷出两个字：“没有。”
郑秋兰又好奇问道：“那你平时在哪里唱歌？”
余水生低着脑袋，右眼躲开她的目光，小声回了一句：“山上。”
“山上。”郑秋兰重复了一遍，“我在甘省歌舞团工作了二十几年，从学员唱到副团长，蔡淑华老师的作品我唱过不下百遍，《月亮湾》是她最难的一首曲子。”
她停了一下，组织了一下措辞：“你刚才唱的华彩段落，四组颤音，宽窄疏密的变化，气声和实声之间的切换，最后收束到直音，这一整套处理，”她摇了摇头，摇完自己也笑了，“我唱了二十多年，从来没在华彩段落做到过你这样的干净程度。”
台下观众听到这句话，“嗡”的一声议论开了，一个专业唱了二十多年的歌舞团副团长，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说自己不如一个工地上搬水泥的汉子，真是让人稀奇。
不过观众们也暗暗点头认同，刚刚那工人唱得怎么样他们都是听了的，确实声音很干净。
郑秋兰继续说道：“可你跟蔡淑华老师又不一样，蔡淑华的《月亮湾》是纯净的、学院派的，她的高音像瓷器，精致、薄透、完美无瑕。你的高音不是瓷器，你的高音底下垫着一层东西，厚厚的，沉沉的，我听得出来，那是土地的味道。”她顿了顿，正了正身子，“你不是在复刻蔡淑华，你是把你自己放进了歌声里，你在山上唱了多少年，你脚底下踩的那片土地就跟了你歌声多少年，你的歌声带着大地的厚度。”
台下的观众鼓起了掌，这个评委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工人的歌声就像黄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它只有一层薄薄的湿润，却能浸透到人的心里。
掌声停下，卫教授拿起话筒开口道：“余水生同志，我是兰州大学艺术系的声乐教师，我在大学里教了二十多年的声乐理论课。在我的课堂上，我每年都会给学生讲一个概念，叫‘男声女腔’，这个概念指的是极少数男性演唱者，由于先天的声带结构和共鸣腔体构造异于常人，能够在保持男性胸腔共鸣的同时，做到女高音的头腔共鸣和声带闭合，唱出音色接近女性嗓音的高音。”
他看着余水生继续道：“我每年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都会跟学生说，这种天赋百万里挑一。教科书上有记载的案例，全世界两只手数得过来，我教了二十多年，讲了二十多年‘百里挑一’这几个字，可我自己从来没有亲耳听到过，”卫教授的话顿了顿，“直到今天。”
“听到了你的歌声，”卫教授感慨道：“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教书教到退休大概还有十年，如果今天没有坐在这张评委椅上，如果错过了你，我这辈子的声乐理论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台下的掌声又响了起来，比第一轮更热烈，有人开始喊“好”。
余水生站在台上，右手无意识地攥了攥裤腿，他听不太懂评委说的那些专业术语，什么头腔共鸣什么换声区，他都不明白，可他听懂了一件事，他们说他唱得好。
三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什么好。
干活干得好，那不算，那叫使得动，编草蚂蚱编得好，那也不算，那叫闲得慌。
只有小虎子和翠翠说过他唱歌好听，可小虎子才七八岁，翠翠更小，小孩子的话让他没底。
现在坐在他面前的是歌舞团的副团长和大学的教授，他们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说他唱得好，说他百里挑一，余水生的鼻腔酸了一下，他赶紧吸了口气，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