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开发商刘总找上门，说愿意捐20万修电路，条件是“每年给三个'机动名额'“。第一个拿到名额的，是他有智力障碍的小儿子。十点半，张校长推门进来，把一份录取名单拍在桌上：“把这三个名字加上去，刘总刚打了款。
“名单最下面的名字我有印象，上次模拟考排300多名，家长是开建材厂的，上个月刚给学校换了新的课桌椅。“校长，这样对其他孩子不公平。“我捏着名单的指尖发白，铁皮盒里的钱突然变得滚烫。
张校长冷笑一声，从抽屉里拿出张照片——我老婆在菜市场摆地摊的照片，背景里有个穿制服的人在掀摊子。“你老婆的摊位，是刘总打了招呼才让摆的。“他用手指敲了敲照片，“老周，识时务者为俊杰。“
中午去食堂吃饭，听见两个老师在议论：“周主任最近胖了，啤酒肚都出来了。“我摸了摸肚子，其实是公文包里的现金硌出的形状。打饭的阿姨多给我舀了勺红烧肉：“您爱人昨天来送菜，说您总胃疼。“
下午审核材料时，发现那个穿蓝布衫女人的儿子柱子，成绩册上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最后一页还贴着张奖状——“市级数学竞赛一等奖“。而刘总侄子的材料里，除了张假的书法奖状，只有张医院的诊断书：“轻度弱智，建议就读特殊学校“。
放学前，我把8万块现金塞进信封，让年轻老师转交给穿蓝布衫的女人：“就说她儿子被选为'特困生'，学校减免学费。“然后在录取名单上划掉了刘总侄子的名字，在柱子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
铁皮盒里的钱还剩7万，够再修两个多媒体教室。锁门时，我把公章放进抽屉，突然发现底部刻着行小字：“1987年制“——那年我刚分配到育才中学，还是个抱着教案本的年轻老师，坚信“每个孩子都该有公平的机会“。
后颈的麻意袭来时，我正把黑色笔记本塞进碎纸机。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仿佛听见梧桐树叶落在车顶的轻响，像无数个被辜负的清晨。###三、传单上的阳光再次醒来时，中介门店的折叠床硌得我腰疼。
手机在枕头底下震动，是林小满发来的：“育才中学出事了，有人举报招生黑幕，周主任把所有钱都交上去了。“穿衬衫时，发现领口沾着点墨水，像从招生办带回来的印记。
路过育才中学，看见家长们举着“要求公平“的牌子站在门口，周建明被警察带走时，手里还攥着那个铁皮盒，阳光照在他脸上，突然觉得他没那么胖了，两鬓的白头发倒看得清楚。
“哥，发传单呢？“昨天那个看学区房的客户摇下车窗，“我不买了，听说教育局要查，这房价怕是要跌。“
他指了指远处的横幅，“其实孩子在哪上学都一样，关键是得走正道。“我笑了笑，把传单塞进他车里。传单背面是我画的户型图，旁边写着行小字：“阳台朝南，适合晒书“。
风卷着传单的边角，哗啦啦地响，像在应和校门口家长的呼喊。到了面包店，林小满正往面包上贴新标签。“刚看新闻，“她指了指手机，“周主任的老婆说，他藏的钱其实是想给学校盖图书馆。“
照片里的女人站在菜市场的摊位前，面前摆着堆新鲜的青菜，笑得比阳光还亮。“李哥，昨天那个客户定了套非学区房，“同事打来电话，声音亮亮的，“他说要让孩子凭本事考，考不上就去普通校。“
我笑着说“好“，挂了电话，咬了口热乎的肉包，突然觉得今天的阳光特别好，落在传单上，把“公平“两个字照得清清楚楚。傍晚收摊时，育才中学的铁栅栏门还开着，几个孩子背着书包跑出来，其中一个我认得，是穿蓝布衫女人的儿子柱子，手里举着张录取通知书，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原来有些枷锁，不是用来戴的，是用来打破的。就像周建明抽屉里的公章，盖了无数个不公平的印，最终却盖在了举报信上。
而我们这些发传单的，写代码的，摆地摊的，或许改变不了世界，但至少能守住心里的那杆秤——它可能不准，却一定不会歪。